编辑推荐
“我多么珍视他对人民和土地的脉脉深情。他的作品朴素得像面包,明澈如水,有益如盐,新鲜如山风,勇敢如鹰,自在如无限远云。”
——黄永玉,画家、作家、诗人
“刘香成的北京之行似乎一举终结了此前西方的中国影像:他追踪这个巨大国家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的庞然骚动,这骚动,不但大幅度改变了中国,目下正以未知的方式与能量,改变世界。”
——陈丹青,自由艺术家
“对刘来说,中国不只是一个值得发现的真相,更是一种尚待阐明的爱。”
——帝奇亚诺·坦尚尼(Tiziano Terzani),前《明镜》(Der Spiegel)周刊北京分社社长
“刘香成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忠诚,给予我们的不是明信片式的中国,而是真正艺术家的敏锐、感人和真实的刻画。”
——包德甫(Fox Butterfield),前《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北京分社社长
“在即将到来的世代中,我们和我们的后辈需要回顾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尝试去理解占地球上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的经验。而我预言,刘香成这本摄影集里的图像。将比任何其他来源都能够更深地触及我们的认识。”
——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m),前《时代》(Time)周刊北京分社社长
“本书的质量堪称真正的无以伦比一一刘香成的照片为人们获得复杂且难以捉摸的真相提供了一条捷径。一个人要有诗人的天赋,才能用语言表达出同样的雄辩与简洁。”
——西蒙·利思(Simon Leys),著名汉学家
“刘抓住了多重矛盾的幽默与讽刺,这些矛盾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有趣而难以捉摸。这个集子使得刘足以与亨利·卡蒂埃一布列松和马克·吕布比肩。”
——夏伟(Orville Schell),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院长,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
“刘通过镜头把标准的‘西方的思索’带到了中国,却又不失中国气息,还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关心政治,这样的纪实摄影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独一无二。”
——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英国当代艺术评论家
“这是无与伦比的优秀作品,图片连同文字一起,深刻、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
——恒安石(Arthur W. Hummel Jr.),前美国驻华大使
作者简介
刘香成(Liu Heung Shing),1951年生于香港,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曾作为《时代》周刊和美联社通讯员、摄影记者先后驻留北京、洛杉矶、新德里、汉城和莫斯 科。1997—2006年,先后出任时代华纳常驻中国代表及新闻集团中国区副总裁。目前出任现代传播集团编辑总监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策 展人。
1992年,因对苏联解体的杰出报道,刘香成与同事一起荣膺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此外,他还曾获得美联社“最佳记者奖”及密苏里 大学年度“全美最佳图片奖”(1989),“美国海外俱乐部柯达奖”(1991),并于2004年被《巴黎摄影》杂志遴选为当代摄影界最有影响力的99位 摄影师之一。
除了本书外,刘香成还于1992年出版了摄影集《苏联的解体》;2008年,由他主编的摄影集《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以六种语言全球同步发行,得到世界上150多家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并被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评为2008年度最佳摄影画册。
目录
序
自序: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序一:历史与摄影
序二:以人为本用影像解读历史
第四版序:伟大的照片是思想的呈现
第四版序:真相从事实之中浮现
第四版序: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
第一版自序:实事求是
正文
索引
出版后记
前言
最后一批游客离开了紫禁城,身材矮小、戴着大眼镜的满族人溥杰引导我缓步走向午门,门卫微笑着招呼我们进去。夜幕渐渐笼罩紫禁城,溥杰和我一起走向太和门。
“我曾经因为穿着佩有黄色饰物的袍子而遭到哥哥呵斥。”溥杰边说边领我走上一条壮观的深红色皇家大道。“在这儿,”他比画说,“哥哥曾和我学骑自行车。”然后,他指向另一个方向,告诉我就在那座亭子里,也是和哥哥一起,师从著名的苏格兰老师庄士敦学习英语。
在我跟中国打交道的漫长岁月中,这是一个无法忘却的瞬间:拍摄这样一个满族人的机会绝无仅有,溥杰的哥哥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而北京故宫这块天子的尘世领域,曾是他们短暂居住过的家。
我在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出生于香港,当时它仍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我并没有在那里度过我的童年,我的父母在1954年将刚学会走路的我送回祖国大陆。我关于 “玩”的最早记忆是参加“除四害”运动,为的是将食物链上的敌人赶出这个国家。(起初,“四害”指的是老鼠、麻雀、蚊子和苍蝇,后来认识到麻雀吃害虫,不 是害鸟,所以就改成了臭虫。)《人民日报》1958年4月19日的报道说,300万名北京市民花了一整天时间逮住83249只麻雀。在那个全民荒唐的时 代,有人指出4只麻雀能消耗500克谷物,相当于一个人一天的配给口粮。这些就是我所受的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我按期上交家庭作业——被我以无比热情奋力 消灭的满满一火柴盒的蚊子和苍蝇,以及逮住的几只麻雀。但不管如何加倍努力,我“政治表现”一栏的成绩很少会超过“丙”。母亲被划定为“官僚阶级和平地 主”,尽管她的阶级定性是“和平的”,我依然不幸地成为“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后代。许多中国人都了解那些被划入 “错误”成分的人受到了多么巨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