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暗暝

调度不同的时间刻度，重新把灰烬还原为火

北京大学“世界华文文学奖”获奖作品《雨》作者

马华文学重量级作家黄锦树 早期代表作品全收录

编辑推荐

《乌暗暝》为黄锦树两本出道作品的短篇小说合集，为黄锦树早期作品首次完整引进大陆。其中收录《落雨的小镇》《说故事者》《M的失踪》《鱼骸》等多篇得奖作品。

在这二十一篇重量级作品中，读者可以读到充满热带原乡风情的景物描摹、一触即发犹如惊悚电影的悬疑氛围，黏腻溽热雨声不间断的边远小镇印象。人对于家、对于故乡最深层的复杂情感，在黄锦树的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

作家将南洋沉重的历史串在多篇小说里，不只是作为一个背景设定，而是要借着这种书写方式，重新诠释一些逐渐遭人遗忘的历史，反抗主流的解释，反抗人们对某些故事的刻意遗忘。黄锦树用的不是传统的写实笔法正经地写某个事件：他笔下的场景四分五裂、人物的情绪和记忆分崩离析。正如马华文学研究者张景云所指出：“他通过一种新的叙事艺术，一种不像小说的小说，来建构一个霸权毫无专制话语权的‘虚构的真实’”。

在黄锦树小说中，对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如何成立？”“马华文学经典缺席”的叩问作为隐藏在小说背后的主题不时浮现。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就针对当时马来西亚华文文坛的腐朽做出尖锐批判，著名文学学者王德威曾评论他是中文学界的“坏孩子”、南洋的摩罗（鲁迅语，摩罗精神指勇于反抗传统压迫的叛逆精神）。这样关于华文文学的大哉问，作为一面镜子，很能引发人们对于本地文学现状的思想激荡，从而反思过去、追寻未来。

特别收录2017年新序、两篇初版自序，以及张惠思、杨照、张锦忠、张贵兴的评论文章。

名人推荐

黄锦树回首家乡人事，爬梳历史伤痕，前辈的垦殖经验，日军蹂躏马华村庄的血泪（《色魇》《说故事者》），马共兴衰始末（《鱼骸》），以及八十年代印尼非法移民所造成的治安恐怖（《非法移民》），都是笔下素材。胶林小镇总是他构思的始原场景。潮湿凝腻的氛围，简陋质朴的市井人物，阴鸷凄迷，而且时泛凶机。黄锦树是忧郁的，但他“非写不可”。

——哈佛大学讲座教授 王德威

“我们”即使不懂“马华”内心那伤害史时钟、层层累聚之离散者考古地层学的，那么艰难晦涩的整幅二十世纪“史的现场”，也能“魂兮归来”，将之“聊斋化”、福克纳“南方化”、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化”的阅读：一种异史与无河之流、鬼影幢幢，符号大矩阵快闪纷繁的神话学式挤压与狂欢。

——作家 骆以军

台湾读者很难理解一个从小受华语教育的大马华人的尴尬矛盾乃至维系甚或扯断这条来自华语母体供给自己养分的脐带时的柔肠寸断和鲜血淋漓。如果说锦树的作品仅仅提供了这种经验显然过度单纯。锦树最大的优点就在陷阱处处，容易误读，如步入一座处女森林。

——作家 张贵兴

黄锦树的小说里多次出现“附魔”的情节，作者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支使，写作出似熟悉却又陌生的作品。我们可以把他自己的小说看成是在文学史沉重魅影附魔下的产物。强烈的文学史意识使他的作品具有异于其他新人习作的熟练技巧、明确的创意动机以及可供多方解读的文本厚度。

——作家 杨照

他高明之处，在于没有宗法马华文学现实主义老前辈们的努力，提供族人或读者一盏指路明灯。书中诸篇小说着重的，毋宁是如《血崩》中做“马来西亚史”田野调查的叙述者召唤逝者亡魂般，重新召唤被抑制的族群记忆或失忆，彰显再现的不可能及其政治意义

——文学研究者 张锦忠

通过小说书写，黄锦树一直在为马华文学与近现代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细密地做一种内部的勾连。例如其中几篇明显地散发马尔克斯味道的小说，失踪、消散、梦境中故乡的潮湿感、文稿上的蚂蚁，这些熟悉的符号皆反复出现。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 张惠思

获奖记录

☆第七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短篇小说推荐奖（《落雨的小镇》）

☆第二届客联小说奖第一名（《郑增寿》）

☆第十七届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佳作（《说故事者》）

☆台大文学奖小说次奖（《伤逝》）

☆第三届乡青小说奖特优奖（《M的失踪》）

☆第六届大马旅台文学奖小说主奖（《大卷宗》）

☆第一届《幼狮文艺》 “世界华文成长小说奖”首奖（《貘》）

☆第十八届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鱼骸》）

☆第十四届洪醒夫小说奖（《鱼骸》）

著者简介

黄锦树，马来西亚华裔，1967年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于1986年赴台求学，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硕士、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博士毕业。1996年迄今于台湾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曾获首届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第四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第二届做書奖原创小说大奖、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小说奖、联合报文学奖、时报文学奖小说首奖、花踪文学奖马华文学大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等多项重要文学奖项。

著有小说集《民国的慢船》《雨》《鱼》《犹见扶余》《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土与火》《刻背》《乌暗暝》《梦与猪与黎明》，散文集《火笑了》《焚烧》，评论集《论尝试文》《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马华文学与中国性》《谎言或真理的技艺》《文与魂与体》等作品。

内容简介

《乌暗暝》为黄锦树两本早期短篇小说集的合集。故事多发生在南洋的胶林小镇：移居南洋的华人处在野兽环伺、种族压迫、殖民侵略、认同焦虑的环境中，面临各种形式的离散、失踪，及死亡。黄锦树积极运用后设（元小说）、嘲讽、拼贴等手法与历史的沉疴对话，将马华文学、大马华人的处境以“附魔”的方式展演。在一篇篇黑色文字的背后，是作者对族群记忆缺失的修补、重构，也是对南洋华人集体命运的反省、思索。

目  录

1  我们的南洋摩罗——重读黄锦树的《乌暗暝》/张惠思

9  胶林深处的暗夜——《乌暗暝》新版序

1  落雨的小镇

19 错误

33 死在南方

57 梦与猪与黎明

77 撤退

97 郑增寿

113少女病

141伤逝

157新柳

179 M的失踪

207大卷宗

225说故事者

243色魇

261胶林深处

293山俎

313血崩

335貘

357大水

381非法移民

389乌暗暝

405鱼骸

429再生产的恐怖主义（初版《梦与猪与黎明》序）

435非写不可的理由（初版《乌暗暝》序）

445文学史的附魔纪录——评黄锦树短篇小说集《梦与猪与黎明》/杨照

449《乌暗暝》评介/张锦忠

453再见普罗米修斯——评黄锦树《乌暗暝》/张贵兴

我们的南洋摩罗——重读黄锦树的《乌暗暝》

文/张惠思　

夜里，友人留言，愤愤不平地说起对一场讨论的不满，整场讨论中依旧有人以强悍莫名的防卫口吻抨击黄锦树对马华文学的伤害。烧芭多少年过去了，却仍没能以理性的思考、反省与对话来取代情绪性的抨击。只有时间在流逝，仿佛一切没有改变。友人写道，当发觉周围尚没有辨识能力的听众也许都会一一接受这说法的刹那，心中为之寒凛——“直想夺门而出”。

一段段在脸书对话框中浮现的留言，仿佛果真还是对应了多年来黄锦树在多本著作、短评中或隐或显的感受：故乡人手拿石头，赫赫相对。翻阅《论尝试文》，王德威早已随着黄的写作、论述与格局的多面向发展与其在文论思考上的重要性，把多年前对黄的“坏小孩”说法加以延伸、重新定位——而远遥地与鲁迅笔下的摩罗诗人衔接。

这几年，黄锦树和时间搏斗，连连出书，小说《南洋人民共和国》等对历史的反思、质疑与嘲讽、散文集《火笑了》中骇笑一如张爱玲的心灰：如果回到当初，还会这样写吗，也许就不会这样写，应该写的是……。应该要温柔敦厚（《火笑了》，二六三页）。但那些质疑、嘲讽、骇笑与心灰，那些背面没有写出来、说出来的，真的没有同乡测量出压在纸页底下那厚重的、沉痛的感情的温度吗。然而谁能否认此时此刻，黄锦树不已成为马华文学系统的一部分？任何阅读、思考或准备进入马华文学的人，都必定需要和黄锦树对话。不管是站在他的那一边或对立面。从陈雪风、林建国、许文荣、庄华兴、朱崇科，到王安忆、黎紫书，皆是如此。

辗转经年，黄锦树也到了知天命的年龄（虚岁五十一）。在这个时候，着手将最早的两本小说集二合为一，重新排序，再次出现在新世代的读者面前，自然是适宜的。当然，作为他的长期读者，因为手边是有着两本第一版的小说，先入为主，当知悉新版小说会以《乌暗暝》书名覆盖掉第一本《梦与猪与黎明》，倒是有点舍不得。无论如何，这个新版集子里的多篇小说，因为都是旧识，甚是熟悉，重新于纸页间磨蹭，多年前阅读时的思考痕迹与心怀递换、那年代的各种回忆不断如飞絮纷飞。黄锦树小说中永远无法辨认的M、以祖父手迹不停代笔继续写大卷宗的早衰独子、失踪的郑增寿、在小说中带着未明的心事悄悄地回来的郁达夫；当然还有《鱼骸》中潜入热带沼泽水域中爱抚兄长骸骨、嗜好吃龟而落脚台湾的中文系教授。这些小说几乎表征着我大学时期以及前大学时期的马华文学阅读经验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如小说所说的，竹竿搭就的一条桥道如史前恐龙骸骨般展开。

我初中三年级那年，黄锦树的《M的失踪》和李天葆的《秋千，落花天》并列同获乡青小说首奖。当时并不懂什么是后设或互文，但因为小说里头出现了一连串我当时认识与听过的马华作家，甚至马来作家的名字。真实的人物走入小说，并以一种类侦探式的追踪展开对大作家的思考，自有一种新奇的玩味感。还有那与一般小说写法迥异的结尾声明写法，加上小说得奖后，听到的一些质疑与抨击，也使小说充满话题性。后来在大学时期重读，才领略其中隐隐约约的马华文学微当代史的一种判断眼光。这几年因教文学而常读近现代小说，每每读到鲁迅的S城M城，偶尔还会闪过此篇小说，竟有新生发的触动。此外，《大卷宗》《死在南方》《伤逝》等好几篇小说都各有所指，都如同一把把匕首，清晰亦犀利的指出问题的症结。通过小说书写，黄锦树一直在为马华文学与近现代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细密地做一种内部的勾连。例如其中几篇明显地散发马奎斯 味道的小说，失踪、消散、梦境中故乡的潮湿感、文稿上的蚂蚁，这些熟悉的符号皆反复出现。

对当时在本科阶段的我们来说，小说的意义不仅仅是小说本身，也溢出小说之外。那些年，我和班上那位很喜欢张爱玲、准备读美国博士的同学黄美仪竞相阅读马奎斯，一样对莫言过于凸显、粗糙的魔幻写实感到诧异——我们都觉得若是模仿的话，《大卷宗》的马奎斯味道绝对比《红高粱》中的魔幻写实的穿插来得更为成功。至今，读及郁达夫，脑海里还是很容易地浮现“死在南方”这四个字，以及小说中的一些景象。

现在算来，距离黄锦树第一篇小说《非法移民》，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我们接触的他，不仅仅小说，更包括了他的论述以及对马华文学的建言。那是九○年代，作为马大中文系的学生，当时的自己和周围的一些学长、同学、学弟妹，即便没有太清晰的自觉，大都还自以为是处于马华文学研究的核心，且以之为己任。当年黄锦树的烧芭事件、他和陈雪风之间的辩论文章、他和林建国的电邮来往刊登在报章，我们都会剪下、细读，并且私下讨论。尤其是黄锦树在华研出版的那本错漏字百出的《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是开启我们尝试以学术口吻讨论与思考马华文学史的入门书：是华人文学还是华文文学？

什么是经典？什么是华文？

这本书，我至今还很是珍惜，认为是惨淡经营的华研的出版物中最有分量的其中一本。用一句自嘲的话来说：在本地，错漏字好像也是常态，我们自然进化出读出它的本来面貌的能力。相较于颜清煌、王赓武的客观史学式的梳理，或其他以个人经验、感叹等主观的情感判断居多的马华文学论集，我们更对黄锦树清晰的问题意识与充满力度的文字力量所震撼，更常会被压在纸背下对马华文学的殷切之情所撼动。

当然，还有林建国的《为什么马华文学》，几个大哉问构建了我们打开马华文学的思考启蒙的框架。前年在新竹和林建国见面，在清华大学湖畔，只觉得心里有一句话时时欲迸齿而出：和好吧。因为当年的我们心中，那样相信着，这样的电邮论学，是马华文学中罕见的学术对话。可惜太短促。若能发展成熟，或也许可以是如陈平原、钱理群与黄子平的三人谈，在某个特定的时空点出现之后，各有发展，而情谊永恒。后来在《火笑了》读到最后一篇《几个愚蠢问题》：没有对手的摩罗，到底只能寂寞荷戟。不禁有微微的感叹。

不管愿意不愿意、抵抗或接受，黄锦树的论述与他对很多文学现象的思考，已经成为马华文学及研究的基本知识。如对神州诗社、李永平、张贵兴、商晚筠等的看法，很难逾越黄锦树的基本评价。若稍微注意，就可以发现而今在马来西亚的大学中文系，马华文学课程安排与篇章选读，几乎都无法走出这位马华摩罗的法杖所挥洒出的视界。可以理解，一些本土马华文学研究者对他的不满，或应该说，那更像是一种恐惧感，因为烧芭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奏效了：无论如何，方修之后的马华文学史，真的暂时没有办法写下去。终是烧掉了。是没有办法像方修和杨松年那样的分期、归纳、顺理下来。没那么简单了。没办法再依循着固有的意识形态下去了。不能停滞不前了。这一次，若想写下去，就必须是像黄锦树这样的真正的思想者一样地工作。只是，烧芭事件真的是一个悲剧。因为这片土地封闭太久、情绪太大、阻碍太多，要我们承受突然碾压过来的负面判断，的确太难受、太困难。如果我是方北方，我是否真的能嬉笑轻松应对，而没有丝毫的愕然痛苦辗转难眠无言以对？作为耿直不阿、将自己完全给予马华文学的老先生，他用生命诚实的回答了这样的诘问。而站在人心的角度，黄锦树这些年难道就不曾感到愕然痛苦辗转反思寂寞汗涔？我们这一代人，要用怎样的姿态正视问题的症结，才能还老先生的死亡事件一个真正的答案。或我们是不是应该认真想：若是彼时，我们的文学评论体系可以更早的建构起来的话、若是学术式讨论可以更早的在本土学界形成……。

今年二月底，在丹绒马林见面，是和黄锦树最靠近的一次。此前，并不熟悉黄锦树的人，到底熟悉的是他的小说、他的论述、他引发的事件，脸书上短短的问候和对话的语气。去年十月，就听说依大中文系准备邀请他到大学校园做系列演讲。很快地知道在计划中原是希望至少三场，并且在预想中有学生交流的环节。那是我压在心底没说出来没做到的想望：请他到马来西亚的大学课堂，让我们的学生有亲炙南洋摩罗诗人的机缘。正如去年三月诗人杨泽来马大担任驻系作家，临别时说的：你们需要的，不是我们，是黄锦树、李永平等这些自己人。原是我未遂的心愿，德发却先我实践了。吉隆坡这里，有人出版社也给我发信息：你那边，是否有安排一场？若是没有，我们这里想在月树也办一场。然而，很快地传来了黄锦树旧病复发的消息。

来回确认了还是会回来，已是二月初了。我陪着德发到机场接机。犹是王祯和见张爱玲。发现我们的南洋摩罗已老。才不过四十九岁。坐在机场高速道路往吉隆坡奔驰的车子前座，因为身上的病，他仿佛真的是一位已经完全透支的疲惫旅人在返乡。在不停的瞌睡如梦中和我们断断续续的闲话家常，提到父亲翻种的胶汁稀少的橡胶树、多子的母亲（生那么多来做什么）和长兄的恩怨等家事。早期多篇小说的片段忽现，那些胶林深处狗吠灯黄的情景清晰地立起，扑面而来。如此的清晰。“如果没有走，也是死路一条”。从某种意义来说，黄锦树在《梦与猪与黎明》与《乌暗暝》中的好几篇小说涉及他的过往、在现实中逐渐不见的胶林与果树、多子的母亲与狗吠灯黄的童年——简直就是伪装成小说的散文，我们的集体的过往。“这病就是这样，讲着讲着，就会睡着。”旅人戴着棕褐色条纹斑鸭舌帽，说话语调急速、顺畅但还是属于马来西亚华语的腔调，话音刚歇，身体就前倾，竟真的睡着了。

在丹绒马林那山色树色青郁的依大校舍转折处，车子转了一个弯，又平顺地向前开去。梦魂空系潇湘岸，烟水茫茫芦苇花。我手上拿着列印好的明天的讲座题目：“我们的‘文学的加拉巴哥群岛’”。返乡的旅人提醒我们，马华文学，就是那加拉巴哥群岛上特异的物种。要珍惜这原初的质地。望着车窗外，只觉得长年阅读他的那些小说情节、那些坦诚无畏的散文句子、那些充满火气率真的评论字眼，一如那个很久不见、隔着时间的长河对岸那遥远的文青的自己，好像从很远很远的生命他方，突兀地回到身边。

最后定稿于二○一七年四月四日

**张惠思，现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文中提到的许德发为其先生，现为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现代语言学系中文学科主任。

胶林深处的暗夜——《乌暗暝》新版序 　

我最早的两个短篇小说集子《梦与猪与黎明》（一九九四）和《乌暗暝》（一九九七，均为九歌出版社）出版迄今都接近，甚至超过二十年了。虽然偶尔有人在二手书店还会见到一两本，在书肆确实断版已久。卖完的可能性不大，多半还是被磨成了纸浆，转生去也。

两本书出版虽有三年之隔，《乌暗暝》内大部分小说且发表于一九九五年，印象中多篇初稿与《梦与猪与黎明》所收诸作同时，也就是大学迄研究所期间，因不满意而反复修改者。因此这些作品都可以说是同期的习作，时间介于一九八九—一九九六年间，将近十年；空间上，从台大男一舍，到淡水、新竹、台中，包含了南下定居埔里之前的所有歇脚处。那是留台、写作的第一个十年，总共二十一个短篇，也不算多。那些年的写作，半数和文学奖甄选脱离不了干系。但一九九五年后，我的“文学奖”参赛时期也差不多结束了。

那同时，在修学位、写论文、学习当一个学者，为长期留台做准备。因而与这批小说同时的，是我的硕论，及《马华文学与中国性》里的大部分论文，几篇台湾文学论文。接下来的一个十年，也没写多少小说，在台湾学院谋生也没有想象中轻松。而今到了第三个十年的末尾了，却难免于病。

相较于某些留台前辈之可以立志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我别无选择，至少得做两件事。况且，在我们的“文学的加拉巴哥群岛”，写多写少，意义可能也差不多——究竟有多少作品留得下来呢？

一转眼，五十岁了。重印这两本三十岁前的小说集，聊为五十之年的纪念。

这里头的小说，除了少数曾被选入各类《小说选》的篇章外，其余诸篇大概出书之后就不曾重读。这回为了重印，校对时仔细看了一遍，竟发现有不少冗词废字，表达欠简洁达等，那是初版时没校出来的（《血崩》最多），或竟是小说本身的问题，又譬如叙事上有缺漏（如《死在南方》），角色名字不统一（如《M的失踪》）等，一改再改留下的痕迹。不知道为什么竟不曾有评者指出。凡此种种，修正不下百处。有一处明显的史实错误，多年前经潘婉明指正，趁这难得的机会做了更正。

《胶林深处》最后的部分做了较大的更动，那原是为二○一四年《蕉风》为我做的一个专号而修的，因为其初版就刊于一九九四年的《蕉风》，到二○一四年该文恰发表满二十年。而我一直有点遗憾，原来的结尾没处理好。主编后来为什么没用我不知道，也没被告知；两位朋友被邀请为该专辑而写的评论，甚至没在当期刊出，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蕉风》到南方以后就变得更奇怪。这版本后来收进我与友人合编的文集《胶林深处——马华文学里的橡胶树》（大河，二○一五）

小说里的两个人物都有真实的蓝本，也都呼之欲出，议题也颇清楚，但似也没专业读者有对话的兴趣。可能因为它确实不好看。

这次重新结集，仍以《乌暗暝》为题；“胶林深处”也许是另一个选择，较一般的选择。“乌暗暝”，彼时书名英译为“Dark night”，标准中文为暗夜，确实不如闽南语乌暗暝有意味。当年第一本书以“梦与猪与黎明”为书名，是编辑的建议，和商禽的诗集《梦或者黎明》只差几个字（那篇小说写得很痛苦）。而我自己属意的，也许是“意念先行”的“大卷宗”吧。

校对时，可以发现年轻的自己徒手搬石头似的揣摩小说的语言及尝试不同的叙述方式。有时会出现当代大陆小说的词汇、腔调；时而是“台湾式”的，或“本土马华”，有的揣摩得很辛苦（指掌脱皮见血）但未见成功（譬如《梦与猪与黎明》和《血崩》的尝试用闽南语——枯涩之至）。偶见大马前辈谈到生活的语言难以转化为小说语言的痛苦，我也颇能体会。有时甚至因苦于无法充分转换而宁愿不写，但与其裹足不前，不如和既有的书面语妥协，不要太过分就好。写作无非就是这么一回事。

一九九六年在台中写《乌暗暝》的序时，家人已搬离我们从小生活的胶园；书于次年初出版，年底父亲就过世了。那之后，我离家赴台后魂萦梦牵的那个世界，逐渐烟消云散。然后，二十年过去了。

几代人赖以为生的广袤的橡胶林，转眼为油棕所取代。对我们的下一代而言，胶林生活兴许已如天方夜谭那般渺远与不可思议；就好比父母辈曾经直面过的地球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我们这一代已很少人有机会亲自体会它的狂野苍郁。

两本书原有的序都移作附录。写序时的心情已不可复现。一九九四年春天写《再生产的恐怖主义》时，硕士只剩下口试，五六年内发表的小说结集成册，也是阶段性的总结。序文的语调高亢，那是事情告一段落的放松，也是年轻的不知天高地厚。为看来并不复杂的“后设”形式辩解，却是不得不然之事。那是台湾八○年代末曾一度蔚然成风，被轻便的视为“后现代”小说的指标之一，但也很快地被耗尽，且弃如敝屣。对我而言，那表面的简单其实蕴涵着复杂的可能，不纯然是“形式”问题。它同时是一种压缩器，也是一种“省略”的方便法门，可以避免无谓的冗长。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

当然，关于互文与用典，序文里的明示或暗示，有时也有误导性，不能太当真。

十多二十年来在台湾，马华文学的读者应该没有增加多少，即便是专业的读者。我甚至怀疑，它的大马读者究竟增加了多少。

比较出乎我意料的是，《非法移民》曾被两位同乡批评为歧视、污名化非法移民 ，这些年马来半岛治安大坏，大马政府偏袒穆斯林非法移民的政策也绝对脱离不了干系。

《非写不可的理由》也许透露了太多自传性材料，对自己却不无纪念意义。写序时博士班的学分已然修完，甫找到工作，将南迁埔里，生命即将进入另一个阶段。序里有若干争辩：烧芭、告别传统、身份困境、重写马华文学、重写马华文学史、个别作品对我个人的特别意义等，都做了颇为直白的解释。对我（们）这样的写作者而言，身份问题将是无尽的困扰。

如果那年我就返马“为国服务”（彼时不乏有人在报纸副刊上公开呼吁我们回马 ），《乌暗暝》出版后，也多半不会有下一本了。可能这就是我写作的全部。要不就等到退休，孩子都长大以后，如果还心有余力的话。留台时曾有志写作的学弟妹，返马后，多未见作品能出版——二十年就那样的默默地过去了。即便能继续写作，也是稀稀疏疏的，不难想象那背后的生活压力。

但那序竟把我自己的赴台之年写错了。

这次重印，有的篇章（我认为较弱的）原考虑拿掉。后来想想，还是算了，何苦为难年轻时的自己。

小说的排列顺序也重新调整过了。大致把《梦与猪与黎明》原来的顺序颠倒，从始于《M的失踪》终于《落雨的小镇》，到始于《落雨的小镇》到终于《M的失踪》。原《乌暗暝》顺序大致不变。于是整本书的次第，始于《落雨的小镇》，终于《鱼骸》。中间少数篇章位置略有调整，这样的叙述顺序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感谢杨照、张锦忠、张贵兴诸先生慨允转载当年的书评，以为本书之附录。

重读这几篇书评，可以看出同乡与非同乡读者的深刻差异。杨照虽然敏锐的辨识出“文学史的附魔”状态 ，但同样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那对他而言唯一的功能是瓦解单一叙事声音之霸权的后设形式本身绝望的在场——除此之外，小说中思考的其他问题，因评者大马在地知识的不足，就好似不存在似的，“文学史的附魔纪录”其实已经是一种窄化的解释了。没用上后设技巧的更只好存而不论。这种认识在台湾应该相当有代表性，更多的台湾读者会选择不看，略过。不得已必须一读的，也多选择沉默。以致二十年后，一位台文所出身的青年学者读了《南洋人民共和国》后，因小说思考的对象物（“马共”）对他而言是透明的，文本策略对他而言只可能是无意义的空转，而有“黑影开枪到不知伊于胡底”的评断 。之所以如此，在于我采取的策略，一定程度的妨碍和读者之间的沟通（《文学史的附魔纪录》即已指出这一点）——意谓：那些小说不是为此间读者而写的。那样的设置，可以说是在作品和读者间设置了一道认识的栅栏。这样的判断，身为同乡，知情者，二张的书评也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也解释了何以如此。如张贵兴言，“即使M失踪了，獏绝种了，马共解体了，干台湾底事？” 台湾读者的东南亚知识水平二十年如一日，那种无意识的优越感似乎更稳如磐石。锦忠借小说《胶林深处》以为况喻：胶林太深，太黑了，外人进不去，也没那个兴致。即便进去了，可能也出不来。《胶林深处》原就是一则马华文学处境的悲伤的寓言。为什么“后设”？“后设”的其中一个面向不就是评论——把非思问题化？我们不都是在自身的暗夜里写作？

这些多年前的书评都已敏锐地指出或暗示，身在异乡，如果你还想写作，如果还想在这里生存，该怎样自我调整呢？可能的途径有二。一、最务实的途径当然是，好好地讲个有趣、好看的故事就好；不要把你对你的存在困扰的痛苦思考强塞给读者。要写得曲折离奇，有血有泪，感人至深，在华美诡谲的异国情调背景里。

二，把可能给读者压力的背景剔除得干干净净，以创造出“普世”的寓言。

还好，二十年来，那两条路中的任何一条我都没走。《乌暗暝》出版四年后面世的《刻背》，似乎反而“变本加厉”地沿着原有路径往前走。没有任何反响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在这些少作里，雨经常下着。暗夜的树林，有人一再归来。北上的、或南下的火车，总是抛锚似的停在半中途。日本鬼子再次杀了进来，尸首老是淤积在黑水之河。黑河之水汹涌，马共在历史的深处发出幽黯的光。有人反复醒来，在重层的梦的深处。失踪、死亡，在故事的开端或终端。妄想回家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他再也回不去了。

重看之后，除了几篇非大马背景的（《伤逝》《少女病》《新柳》）之外，其他的与其说是太现代，不如说是过于写实了。

感谢麦田出版社编辑同仁的努力。

特别感谢马大中文系张惠思为这新版写序。惠思小我七岁，四年前她和夫婿许德发造访埔里时曾约略提及，我年轻时的那些作品对她们那一代曾经有过一些冲击。今年二月中旬返马，德发提及我一九九六年曾到马大去座谈，他们两位都曾与会，但我不记得了，惠思也不记得了。后来惠思出示一本《梦与猪与黎明》让我签名，扉页上就以她当年的字迹注记着九六年的出席。他俩而今都已为人师多年，在国立大学里有重要的位子，任重而道远。夜长虽梦多，黎明还是会来的。马华文学困境的缓解，还有待于在地学者的努力。本地国、私立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尤其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谨致祝福。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七日

再生产的恐怖主义（初版《梦与猪与黎明》序）

小说的结集从来就不是梦想，因为梦想中的小说一直还没能写出来。十分世俗也十分世故的在手头拮据时才会打它们的主意，也不知道不甚满意的单篇是否可以互济互补的组合成一部较满意的集子。

大学时代班上有一位写小说的朋友，自负而拒绝发表、参赛，而那时我也看不懂他的现代主义。我的小说习作一开始就和生活费、文学奖结上不解之缘，大学时代几乎都局限在旅台同学圈内的“大马旅台文学奖”，在那儿寻找信心、补助，也默默地探索形式、理解类型，偷窥台湾以及世界文坛。写得不多，因为形式的探索劳多而功少。也因为发表园地上栽的似乎也都只是别家的花草。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养不成留底稿的习惯，总觉得每一篇作品都应该有它自己的宿命，投稿失败而遭缺德的编辑绞碎也不过是最糟糕的一种。有朝一日它会以不同的形式再生，虽然没有人晓得它究竟死过了多少次，有多少种不同的遗容。发表在报章杂志上是另一种存在的方式，报章杂志的唯一共同点是它们很快过期，之后很少人会再想去翻它。要不是因为结集，它们存在的姿态也许会更多元，也各有一份属于它们的冷清与忧郁。

小说是一种弹性很大的文类，可以走向诗，也可以侵入论文；可以很轻，也可以十分沉重。它的特征是谐拟、模仿、似真的演出，且具有无可抵御的腐蚀性和侵略性。然而当技术层面的问题解决之后，剩下的便交付价值和信仰。认为可以任意操弄语言、把它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人，最终必然遭到语词无声的报复；台湾的后设小说不幸的就走到了这样的险地。藉小说以展现“语言无非是说谎、自我解构”这种教条化的陈腔滥调，且刻意清除自己的世界观、想法和感性以维持形式的纯净度，结果除了写出了作者的贫乏和愚昧之外，小说中就几乎一无所有了。

尴尬的是集子中有多篇作品有相当明显的后设形式，令我不得不做一些辩解——不是为后设形式辩护，而是为它在我的作品中的存在进行辩护。因为后设形式本身始终不是我的目的，它是让某些事物得以存在、显现的一种权宜方便。它是某些事物的居所。它或者是一组套箱、单一墙面上许多大小、样式各异的抽屉、无限延伸的数列、不断增殖的病原体、某只壁虎一生中掉下来的尾巴的总和、画坏了的一百粒富士苹果、风流皇帝的三百个同父异母的亲生（？）儿女……后设形式的趣味和意义不在于愚蠢的自我解消（保留了手而取消大脑），而在于癌细胞式的、恐怖的再生产——再生产的恐怖主义——一种难以压抑的繁殖欲望，如我家乡雨季胶园中嗜血的母蚊子。它可以入侵任何文类，探讨任何问题——以遮蔽的庄严，世俗、肉欲的神圣，华丽的腐败与潮湿。自认功力尚浅，仍嫌浮露，潜隐得还不够深沉。湿度、温度、色泽的拿捏上尚欠火候。已发表的作品就像已生下来的儿子，嫌他丑、太像自己或太像别人，都已无可奈何。印刷文字有它的固执性，修改不如彻底再生——另写。

就我这么一个在出生地时属于台湾宣传中的隐形族群——“华侨”，在台湾求学时是侨生、办证件时是外国人、打工时被逮到是非法外劳、假使入籍则变成“祖籍福建”的外省人第一代的“海外”留学生来说，后设是一种疲惫却又难以避免的存在样态；它不是蜗牛的壳，是寄居蟹的家。它是流浪的不确定，是始终飘浮着、没有定点的马可波罗第一百零几个看不见的城市；是梦者梦中醒着的“我”，也是精神病患不断分裂着的自我在一场内在研讨会上针锋相对的发言。套句翻错的存在主义格言：活在尘世里的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异乡人。后设是“我”之中的“你”和“他”。

这些年来在马华文坛放了几把小火，年少气盛，恨铁不成钢。希望将来能顺利克服早已被前辈们建构成避风港的现实困境，让第三世界的丰沛得以次第显现。

集子中的作品半数发表在《幼狮文艺》，一份定位含混却还算长命的杂志，感谢多年以前何寄澎、陈鹏翔两位老师的牵线；它提供我一个适切的、隐匿的角落和某一年的不完全生活补助，致以感谢并向它告别。《M的失踪》要稍做说明，那是某一年马来西亚某文学奖的参赛作品，主办单位事先公布的评审名单中有张大春，所以我把它“后设”进去；郑明娳后来的评论（刊于同期《幼狮文艺》），纯就“形式”立言，暴露出她根本对大马的华巫文化冲突和马华文学史上的“经典焦虑”一无所知，恰恰掉入“后设”的语言陷阱。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参看真实的会审纪录。许多篇名都刻意前有所承，《死在南方》典出龙瑛宗；《落雨的小镇》源于东年，内含三个篇名（参赛时没定名，即无定名；《植有木瓜的小镇》也取自龙瑛宗，省去“树”字，《黑河之水》取自丁云）；《少女病》取自田山花袋；《郑增寿》取自大马小说家雨川；《伤逝》出于鲁迅……曾想凑一本“选集”（也想“编”一本《马华文学选集》），许多篇章都还来不及写出。现在的书名是出版社的建议；自己定的书名，腹稿尚未孕成。

感谢“国家文艺基金会”的补助、蔡文甫先生的厚爱与促成、陈素芳大姐的劳心费力、齐邦媛老师的错爱（少了她那一票，“雏凤”就变“遗珠”了）、出版社的不计成本、“哥儿们”胡衍南的热诚校对。

写这篇狂野的序时，硕士论文基本上已经写完，几年来的学术实习获得了初步的总结，小说上的试探亦然。在淡江的这两三年，特别要感谢施淑老师，让我有机会得以有系统的阅读八○至九○年代的台湾和大陆小说，获益良多。在台湾方面，主要是让我“发现”了郭松棻和宋泽莱。他们不知何故，在我自己的涉猎中竟然遗漏了。郭松棻的文字，我觉得比许多大牌现代诗人更富诗意，质地也更为精良，是一块块让醇酒急速降温而本身却不轻易溶化的晶莹的冰。

少作的意义在于，如果以后自己争气，它而今就“待悔”；如果不争气，就只好接受它作为嘲讽的荣耀。

虽然作品不成熟，还是决定题献给父母。尤其是没机会念书却坚持让我们受高等教育的母亲。她老是认为“两代没念书了”，身为（中国）移民第三代的我们，“要念回本”。作品结集在这里依稀找到了它物质和精神上的意义。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七日写于淡水

非写不可的理由（初版《乌暗暝》序）

最近偶然翻阅少作《M的失踪》 及自己当时写的得奖感言，惊觉一晃六年已然过去。那时还是彷徨前程的大学四年级生，以小说、感言等等形式在马华文坛放下的一把野火，到现在还在烧着，且时不时被我自己有意无意地在余烬残灰中重新引燃。刀耕火耨，早年耕作的经验——总要把旧有的枯枝败叶、老藤野草烧尽，翻扰故土，才能重新播种。志不在全盘否定老前辈们的努力，作品俱在，后人自有定评，我关心的毋宁是我们这一代该如何重寻出路。他们强调他们所留下的传统十分优良，后辈当宗之法之，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历史情势所造成的“不得已”，不能引以为通则。为此，不惜与马华文学传统彻底决裂。而今，已有“马华现实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称我们的写作为“殖民文学”了。失踪的M，并非如某位评审同乡的误读，它不是圣诞节的马来译名（Krismas），而是以缩写的马来语表征的黄金马来剑（Kris emas）。和李永平、张贵兴一样，渐渐的已无法回头，不论写什么或怎么写，不论在台在马，反正都是外人。为今之计，也别奢谈什么“对历史负责”，能对自己负责就已经不错了。

收入集子的这些作品，有的是这两年写的，有的却“历尽沧桑”。《非法移民》是我最早的小说习作之一，由于屡遭退稿而历经无数次的修改，然而格局已定，似乎也没能变得更好。把它收在这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纪念齐邦媛教授在我写作之初给予的莫大鼓励——已经是陈年旧事了，一九八八年参加同学会主办的“第五届大马旅台现代文学奖”，由于主办单位没有限制个人投稿作品篇数而赶制了一大包习作寄去。有的落选有的获奖。在小说组，虽然是另一篇在这两本小说集中都没敢收入的习作得了主奖，《非法移民》却是齐老师耿耿于怀、花了许多口舌为之辩护的“遗珠”。对于写出的作品总觉得不满意，在写作的不同阶段，如果没有一些前辈和文学奖的鼓励，是不可能持续写下去的。《大水》也是从大学到硕士阶段一再重写而老觉得不满意、老是落选、退稿，而后在《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又被做掉的旧作。故事的“本事”铭刻了一段不愉快的过去。《胶林深处》由于被不同的杂志社或把原稿丢弃、或压上超过一年，以致我也忘了写作的日期；相对于其他变成纸浆的作品，《蕉风》主编良心发现把它刊出对我而言是“失而复得”，因其时我手边已无底稿。《山俎》由于是片段组合，各切片写作和发表的时间自然不一，横跨的时间也比较长。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本集子和上一本是难以分割的，不论在题材还是议题上，它们都是互补的关系；合并而观之，思考及摸索的痕迹斑斑可考。

和上一部集子类似，集子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有一个相当明显的胶林背景，甚至可以说，胶林几乎已是我小说写作的原始场景。原因很简单，在来台之前，我及部分家人就住在胶林中。家乡在马来半岛的南方，那个州有着美丽名字：柔佛。有许多广袤的橡胶园油棕园，物产丰饶。不管官方公布的华巫财富比率统计数字如何，也不论有多少华人大老板以他们过人的财富刻板化了华人的形象，就个人所见，即使是在那么富足的州，一直到八○年代，算不上“小康之家”的华人家庭比比皆是。祖父母自中国大陆南来，父亲是土生土长的一代，而我则是国家独立后出生的一代，各自铭刻着不同的时间性。因某种缘故，父母亲一直都住在胶园，以割胶为生，守着祖父母毕生劳力和血汗结晶成的一小片胶园，孩子一个一个生下。毫无例外地，我们的童年都在胶园的荫影里度过，一直到学龄了才走出胶园，见识文明世界里的事物。在学校里把乳名换成学名，沟通语也从方言改为华语，和家人以外的人交往，识字。往往，半天在明亮的学校，半天在阴凉的胶林，进出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穿的衣服也是不同的。从父母开始住进胶园，一直到搬出来的三十多年间，没有自来水，也没电。刚开始是土油灯、蜡烛，后来再加上大光灯，再后来买了小型发电机，才有日光灯，只是启用的时间有限，熬夜念书还是得靠油灯或烛光。我们常因考前开夜车而烧焦了头发，有时烧坏了桌子、板墙，偶尔还险险把房子也烧了。政府不是没有为乡区提供水电，水管和电线直奔马来Kampung（村庄）而去，吾家就因为“不顺路”而被排除在外。

从有记忆开始，对夜里的胶园都会感到莫名的恐惧。我家没有邻居，最近的一户人家也隔了好几块胶园，望不见对方的灯火。四周是无边无际的黑暗，除流萤外，家是唯一的一盏灯。仿佛随时伺机而出的恐怖就潜伏在那难以穿透的黑暗之中，虽然老虎狗熊之类的猛兽已不太可能出现，眼镜蛇、蝎子、蜈蚣等已构不成威胁，最怕的其实是人，陌生人。基于安全的考量，养了许多狗。不管多早或多深的夜里，每当狗儿厉吠，全家人都会顿时神经紧张地站起，准备好手电筒，再严重些，则是拿起部落时代的武器，戒备着。所以，常在睡梦中莫名地惊醒，常为黑暗中突然出现的灯火而紧张，因为谁也看不见谁。总会有一些宵小、赌徒、吸毒者（“白粉仔”）到处寻找下手的机会。家里也不乏女性，付不起疏忽的代价。

八○年代中期因为印尼非法移民大举入侵，官方也许因为种族（印尼人与马来人同文同种）的考量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时许多印尼仔之所以频频上报就是因为他们打劫的频率极高，基于“华人比较有钱”的刻板印象，一般而言受害者都是华人 ，抢了钱不算，往往伴之以砍杀，强奸。

一九八六年我来到台湾。之前的几年，经济不景气，母亲常因忧愁而失眠。也狠狠病了一场。我来台来得勉强，然而如果不走，在马来西亚也许一点机会也没有。华人人口占三分之一，税照缴，可是在本地受高等教育、公费留学等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名额都保留给了马来人。高中快结束时，前途茫茫，更常陷入不知何去何从的苦闷情境。如果不走，或走不成，也许这辈子了不起当上某个行业的“头手”。然而台湾的中文系教育，却让人感受不到任何的血气和阳光，仿佛置身破烂的古墓，把弄文化的遗骸，与幽灵萤火共游。念大学的那几年，几乎夜夜都回到故乡的胶园，梦到收胶，在水井里捞到斗鱼，骑着脚踏车就可以回到家里……。日里夜里，都会担心家里的情况，然而却也无可奈何。三年后第一次回马，对速度毫无概念的故乡的火车，把我送到家乡小镇时已是深夜，和亲人在烛光灯火中相对，真确地体会到“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的欢乐的感伤。

收在集子里的《乌暗暝》和《非法移民》对我而言最大意义就在于相当程度地记录了我及家人多年胶林生活的恐惧，那样的写作绝不只是李天葆所谓的“把写坏了的题材拾掇起来” 而已，它凝结了极大的痛苦和无奈在里头。既然要写作，即使老是写不好，也非写不可。对我而言仿佛有着一种伦理上的强迫性。在前引文中，同为小说写作者的我的同乡李天葆以相同的在地知识（Local knowledge）为基础进行解读，他相当敏感准确地道出了我写作时来不及去想（却时时思索关切）的、隐含的政治意涵。“胶林深处” 的生活，不正隐喻了大部分大马华人长期生活在敌意的环境下的无名恐惧？兢兢业业地过日子，任何时候，一瞬之间就可能让它化为乌有。有钱人可以四海为家，口中高喊维护华人权益，却置产国外，儿女都是小留学生，长大后是说纯正英语的“高级华人”。而小老百姓可是哪都去不了。《乌暗暝》原来缺了个收尾，其时家人仍住在胶林，虽是写小说，心中却难免犯了忌讳，多年来恐惧发生、不希望发生的“结局”，即使是在小说虚构里，也不情愿让它化为真实。它的两个结尾《青月光》和《一碗清水》是在父母于一九九四年九月因孩子一一远离不得已而从胶林中搬出来后才补上的。

一九九五年回马结婚，相当感伤的发现胶林也许真的回不去了。没有人住的房子，承受不了时间的剥蚀，其衰朽是直接而浮露的。往年回家，总是午夜抵达，睡在胶林的家的木板床上，夜里多雾、多露水，如秋日般凉。除许多虫鸣以外，总是可以听到远方猫头鹰“咕……咕”地阴阴地叫。第二天早上在母亲锅铲声中醒来，犹以为身在台湾，做着回乡的梦。搬出来镇子后，父亲仍然风雨不改地每天一早进去胶林，为他心爱的狗群张罗吃的，锄草，照顾胶树砍除后种上的果树，一直到天黑了才出来。母亲说，即使是新年也是如此，“怕他的狗会饿死”。儿子结婚也是如此——唯提早进园去，提前出来。多年以后，那曾经是家的地方必定渐渐失去它原来的形貌；也许——写作就像是照相定影的作业，为回忆的依据找寻一个徒然的居所。

从恐惧到写作，《胶林深处》自有其现实参照，不过并无恶意，作为写作者的马华作家处境相当不容易，谨以本文向那些默默写作而不整天叫嚷“汝辈不肖”的前辈致意。而从隐喻到直接去触及，从夜的恐惧到政治遭遇，不过是一步之遥。《鱼骸》《山俎》《血崩》《貘》《说故事者》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旧题重写”，因为前辈对这些题材都写得十分粗率，往往草草了事，或语焉不详。作为写作者，这些题材都非身之所能及，比较上是比我大上十岁、二十岁的兄长辈，或更为年长的父祖辈那一代的记忆。记得上一本小说集出版后，时任中时开卷周报记者的朱恩伶小姐，在访问中提及我这一代的马华作家和当代大陆先锋派作家余华他们有一个共同处，都在“搜寻”上一代的恐怖、受创记忆。旨哉斯言。余生也晚，赶不上那个年代，只有以一种历史人类学家的研究热诚，搜寻考古，捕风捉影，定影成像，凿石为碑。这一条路还会继续走下去，和任何文学风潮无关，只因非写不可——在重写马华文学史之前，必须（在某种形式上）“重写”马华文学。当然，如果条件允许，会试着写些篇幅较长的作品——前提是它能保持写作原有的浓密度。要不，纯粹为了比长比多，绝比不过大陆作家。

家所在的居銮（Kluang，在马来语为蝙蝠之意）县在马来西亚成立前后一直是大马南方左翼分子活动的重心之一，是一个非常黑的“黑区”，郊区的大部分园丘，大概都曾留下那个时代之子的血汗和足迹罢—虽然大部分华人迄今仍讳莫如深，视为禁忌。我们是被时代阉割的一代。生在国家独立之后，最热闹、激越、富于可能性的时代已成过往，我们只能依着既有的协商的不平等结果“不满意，但不得不接受”地活下去；无二等公民之名，却有二等公民之实。同为写作者，我是多么羡慕李永平那一代，也曾去函建议他回头去写那丰沛不下于南美的大东马，惜乎他的内心仍未解严。也因为曾久居胶林及对历史的着迷，所以才对王润华《南洋乡土集》那种轻飘飘、欢乐童年、未识愁滋味的胶林书写感到极端地不耐烦，彼氏虽言《天天流血的橡胶树》，却有胶而无血无汗。然而他那个年代，却正是《鱼骸》、《山俎》所想象的革命流血杀头的年代。

也许因为如此，部分篇章并不刻意避开华人普遍化的种族情绪——在大马，出于某种政治禁忌，或为了表现出华人“和解”的诚意，种族情绪在文学作品中若不是刻意地被避免，就是消融在种族和谐的期望中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并不如此理想，和马来知识青年永远存在的排外仇华情结一样，长期（也似乎永远）得不到平等对待的族群不可能都像“圣人”那样的超脱世俗，以德报怨。当然也不该以复仇之心牢记过往的种种，而无条件的遗忘毕竟是乡愿。该做的不是去遮蔽问题，而是必须把历史化的当代问题重新当代——历史化；对于华人意识深层里的“中国情结”也是那样，它并不比乡土虚构。如果把这些都抽离，华人的存在便是不可理解的抽象存在。

收入集子中的作品或多或少的都做了些文字上的修补更动。虽然某些作品颇得到一些掌声及“市场”上的成功，不知怎的，仍旧不觉得怎么满意。也许理想的作品总是在未来，如今完成的，不过是阶段性的目标。“得奖”和不得奖一样，都有其偶然性。多年前有朋友预言，以大马为背景的写作在台湾参赛，了不起得个佳作。因此，机运和偶然确实已帮了我很大的忙。对于我，得奖确实有许多现实的用处——至少有人邀稿了——虽然有的邀了还是照退。或许参加文学奖对我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投稿方式，它的好处是即使被退稿，也已经过一个比较公平严格的汰选程序；它也驱使疏懒的我快点把蛋给孵出鸵鸟来。同时，奖金也可以让我活得不致那么穷窘，补助我回乡，娶妻。另一方面，对久居小镇的家人而言，那也算是一种荣誉吧。犹记那年千辛万苦拎着沉重的联合文学“雏凤奖”奖杯抵达家门，好奇的父亲把它拿去“过磅”，以他平日客串摆地摊卖自己种的土产所用的磅称，满布皱纹的脸上露出近似孩童的顽皮的笑：“两公斤七百（克）。”

谢谢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先生及陈素芳大姐，在这文学不景气年代出版这本不可能卖钱的书。谢谢提供发表园地的诸友朋。谨把此书献给曾经一道住在胶林中的家人、目前仍居住在胶林深处的大马华人，及多年来共同客居斯地、“相依为命”的妻。

一九九六年七月于台中

文学史的附魔纪录——评黄锦树短篇小说集《梦与猪与黎明》

文/杨照

阅读黄锦树的《梦与猪与黎明》，过程中处处藏着对文学史，尤其是马华文学史的挑战与挑衅。他自己在《序》里面点明提到了“马华文学史上的‘经典焦虑’”、“许多篇名都刻意前有所承，《死在南方》典出龙瑛宗；《落雨的小镇》源自东年……《植有木瓜的小镇》也取自龙瑛宗（省去“树”字）；《少女病》取自田山花袋；《郑增寿》取自大马小说家雨川，《伤逝》出于鲁迅……”

除此之外，在内容、风格方面更多马华文学史的指涉，等待读者、评者辨识、认领。《死在南方》写郁达夫之死（或未死？）、《错误》里死亡后复归的鬼魅气氛甚似早年写《凿痕》时的温瑞安，《落雨的小镇》开头的部分让人联想起李永平的《拉子妇》，而全篇写小镇的感觉则有《痴女阿莲》里商晚筠笔下南洋市街的味道；至于各篇各处写到乡野草莽传奇的部分，则显然受有张贵兴早年《伏虎》时期风格的影响。

《梦与猪与黎明》中诸篇作品最大的特色，正就是这种具备强烈文学史意识，呼应文学史上既有成规、典范，所组构的“互文”（intertextual）关系。从形式上看，几乎每一篇作品都不止要沟通、铺陈一个故事，而是展现为和文学史互动的一段对话。与其他“新人”作家非常不同的，黄锦树在创作伊始、甚至是创作之前，已经拥有丰富的文学史（大陆、台湾、马华）的知识，熟稔文学社群各个共同课题的流变挪移，敏感于文学典范、文学美学标准背后的游戏规则，他的作品深深地被这些第二序的知识穿透，甚至左右。

收在集中的各篇小说，每一篇的核心都无可避免地牵扯到写作、作品或作者。《大卷宗》《郑增寿》《伤逝》都是用一份文件、文本来推动叙事；《少女病》是影射川端康成的故事，《死在南方》则写郁达夫，两篇中都有虚构诬植的引文作为情节的高潮；甚至连《错误》都明白用郑愁予的诗作典故，还牵出一段和故事本身不是那么紧密相关的稿纸、字迹、杯痕。《M的失踪》是这个形式最夸张的表演，中间层层叠叠牵涉到了一本寻找作者的作品，两场文学写作者的聚会，一份新闻报导，一篇小说中的小说，这小说里还预告了这篇小说中的小说（同样叫《M的失踪》），在小说奖评审会议上招惹来的种种讨论。

“关于写作的写作”，这是所谓“后设”最简单、最基本的定义。黄锦树的小说当然是充满“后设”意味的。虽然他在《序》里对“后设”做出相当严苛的批评，然而小说作品却写来写去都没有脱离“后设”的框架。从他不喜欢“后设”却偏偏一直往“后设”的牢笼里钻的矛盾、尴尬中，我们真正看到的其实是文学史典范、问题意识走向所造成的不安与焦虑。熟读文学史对一个创作者产生的最大压力就是必须避免套袭，必须在文学史上已经出现过的典范风格外寻出可供自己挥洒的空隙。另一个压力则是文学史会在特定阶段形成特定的创作问题，而八○年代末延续到九○年代初，台湾小说界最庞大的共同问题正就是如何超越单一的权威式叙事声音，开放叙述、记录与阅读的多样性。黄锦树对文学史耿耿于怀，就注定了他的小说必须要面对这两大压力，所以尽管想解决的也许是自己的存在骚动，在形式上却只能选择方兴未艾的“后设”立场。

黄锦树的小说里多次出现“附魔”的情节，作者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支使，写作出似熟悉却又陌生的作品。我们可以把他自己的小说看成是在文学史沉重魅影附魔下的产物。强烈的文学史意识使他的作品具有异于其他新人习作的熟练技巧、明确的创意动机以及可供多方解读的文本厚度，然而同时却也会不断支配他写出一些自己其实无法充分掌握的题材，延迟他凸显自我风格的时机，并且一不小心就过度膨胀干扰、阻碍了他和读者之间的沟通。不过总体而论，热切研习文学史、选定过往典范积极对话，毕竟给了黄锦树开阔的视野、多样的技术根底，使他成为最值得台湾、马华文学史期待的一股新兴力量。

本文载于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一日《中时晚报》“时代书房”

《乌暗暝》评介

文/张锦忠

《天方夜谭》里的沙娜查德讲故事，每逢紧要关头，天就亮了，于是得以苟全性命。叙事之娱乐与存在的焦虑恒在角力。黄锦树的短篇集《乌暗暝》中，来自“下风之地”的说故事者，重述的无非也是攸关生死的历史/故事。书中十一个短篇，十之八九涉及个人、亲人、族人之死或失踪，其课题之沉重可想而知；因此，尽管黄锦树或后设、或挪用、或嘲讽、或拼贴、或故事新编，极尽叙事玩弄之能事，读者却无法欣然开怀（被）愉悦。这些文本中的旧题在作者笔下“绝处逢生”，真实生活里头，在风声鹤唳的岁月，那些无法免于权力与暴力之恐惧与压力的海外华人，他们的出路在哪里？还是除了远离胶林之外根本没有出路？

但是离去之后总得回来，不管经过多少年后，以什么方式、用什么身份。《乌暗暝》书中人物出门回家、离乡返乡、或去国归国，一再重演星马华人移民从中国动乱的年代、日据时代、马共接收时期、紧急状态时期、独立建国、五一三族群冲突事件、非法印尼移民潮年代、到茅草事件后“离去与归来”的母题。作者借此母题追寻族群历史沧桑及创伤的用意昭然，不过他高明之处，在于没有宗法马华文学现实主义老前辈们的努力，提供族人或读者一盏指路明灯。书中诸篇小说着重的，毋宁是如《血崩》中做“马来西亚史”田野调查的叙述者召唤逝者亡魂般，重新召唤被抑制的族群记忆或失忆，彰显再现的不可能及其政治意义。但是，暗夜之后是黎明，还是只有“一束灯火猛打在脸上”？“寒夜暴雨里，没有答案。”小说家的任务不在提供答案。

相对于作者前书《梦与猪与黎明》（九歌）中诸多互涉文本显露的影响焦虑，《乌暗暝》中各篇勇于打破禁忌（马共与族群冲突涉及政治敏感，马华文学以此为题材者仍不多见），以胶林深处明喻大马华人困境，直书驱使海外华人离散飘零背后的政治文本，值得赞许。就叙事技巧与文字修为而言，《鱼骸》为作者迄今最圆熟的小说。有趣的是，本篇也是书中少数讲故事者远离胶林、不在原乡、“仍不想回家”的作品（《胶林深处》、《新柳》不算），黄锦树以此篇收卷，是否对自己的思乡/失乡别有所喻，就不得而知了。

《胶林深处》是黄锦树少作《M的失踪》的姐妹篇，作者以之反讽兼见证当代马华文学与华文的处境。不过，小说也是黄锦树虚拟的台马书写的对话。来自台湾的记者采访马华作家的稿子“没什么新闻价值”，故不见天日；记者迫不及待要离开胶林深处，因为“胶林太深，晚了怕出不去。”是的，胶林深处的乌暗暝，更有震撼人心之处，不足为外人道也。

本文载于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三日《中国时报》“开卷周报”

再见普罗米修斯——评黄锦树《乌暗暝》评介

文/张贵兴

从《M的失踪》到《胶林深处》，处处看到锦树作为一个华文写作者的焦虑和清醒。比起处女作《梦与猪与黎明》，《乌暗暝》更明显而肆意地宣泄使台湾读者感到异国趣味（exotic）的“大马地方色彩”，但红花绿叶般点缀大马前辈作家作品的这些异国风正是锦树点火烧毁的“枯枝败叶”。正如十多前年神州诗社成员寻找和歌颂的梦中龙土遭到锦树唾弃，锦树显然更魂牵梦萦四脚蛇或大蜥蜴（monitro）这只土龙盘踞称霸曾经是荷兰英国日本乃至汉人（三保太监？）显威的热带故乡。锦树的野火吞吃了（显然没有吃尽）幼稚无聊的“南洋传奇”和鬼影幢幢的“大中国”后，从中截取新芽嫩枝，呼吁有志一同的前辈后浪共襄盛举。锦树的写作过程的确挥洒当年华侨的垦荒和实务精神。早在六○年代后期，诗人和评论家李苍（李有成）就放过类似的野火，试图唤醒暮气沉沉作品如讣文千篇一律的马华文坛，此举犹如捅了胶林深处的百年老蜂窝，被反讽地斥为“颓废”和“毒瘤”。多年后锦树动作更大，但也显然激起更多认同，有别李苍当年孤军作战。了解大马文坛者当知道二君两把野火放得多大胆豪爽，宛如普罗米修斯的火炬照亮朦胧晦暗妖孽遍布的胶林深处。

锦树兼具放火的终结者和播种的创造者。《乌暗暝》中除了《鱼骸》和《貘》，大部分仍延续《梦与猪与黎明》创作轨迹，其中多篇成绩甚至不如《M的失踪》、《落雨的小镇》，或者那篇可能是作者最重要的少作《大卷宗》。追寻马华文学经典的《M的失踪》中的M从来没有失踪，此号人物从来没有出现过，但《鱼骸》中追寻大中国梦土的热血青年却货真价实，他们或者投共抛头颅洒热血，或者从武侠世界中继续追寻梦土（温瑞安），或者开车揽客但求温饱（黄昏星），或者烟消云散音讯全无，或者如行尸走肉呕心沥血创作如胶林深处的文学工作者。台湾读者很难理解一个从小受华语教育的大马华人的尴尬矛盾乃至维系甚或扯断这条来自华语母体供给自己养分的脐带时的柔肠寸断和鲜血淋漓。如果说锦树的作品仅仅提供了这种经验显然过度单纯。锦树最大的优点就在陷阱处处，容易误读，如步入一座处女森林，习惯了畅销作家的谄媚和卖点的读者可能马上发觉自己啃着食不知味的瞌睡（uninviting）果。作者不经意用了M作为马华文坛“不出世天才”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M代表什么？大马（Malaysia）？神秘（mystery）？失踪的（missing）？经典（masterpiece）？即使M失踪了，貘绝种了，马共解体了，干台湾底事？

严格要求，《鱼骸》可能是作者至今唯一较圆熟的作品，但他无数意气风发的少作却预告了多种变数。吾道不孤，锦树不必担心放火后遭受鹰啄。对三十出头的锦树来说，以后才是他正式鹰扬的时代。

本文载于《联合文学》一九九七年五月号

正文赏读

落雨的小镇

● 落雨的小镇

火车一入站，我就随着其他返家的人匆匆拎了行李准备下车。虽然我只不过是一个旅人，突然想下车也许只是因为过早地厌倦了这样的旅行方式。旅途的疲惫也隐约地为我说明了小镇的由来，而我想，说不定他俩也会在这小镇歇脚罢。

当火车远去，下车的旅客一一归去，我才觉得黄昏竟是如此沉重。金色的残照镀上古旧的牌楼，英殖民晚期的建筑样式，顶端是拱状的前缘，浮刻着一逝去的年代：一九五四、一九四七、一九三八、一九二○、一九一一…… 两只石狮子须发偾张，肌理鳞然，鼓睁的双目里一把熄灭的火。几只黑鸦蓦然从视野未及的角落飞出，刷过铁道。我缓步踏进古老寂寥的街巷。

这时每一家敞开的店面因还没开灯而显得异常昏暗：牙医诊所、杂货铺子、印度餐厅、茶餐室、中药铺、洋服店、神料店…… 卖小报的印度人嚼着一口槟榔红，像端详异乡人那样漠然地瞅着我。黑色的脸在凝神的一刹那，好似凝成了一幅千年的画面。金色的阳光给予他和他的背景一抹专属于遥远过去的残颓色泽。在那一瞬间，他突然卷起一卷报纸给我——我略略止步，来不及考虑掏钱。约莫是当日的《新生活报》，大标题依稀是某地发现一只长得像麟的四脚蛇。

我胡乱地走进一家陈旧的旅舍，老板娘浓脂抹粉，只问了句：“一个人？”便放我进去。阴暗的楼梯，淫秽的气味。房间里陈设简单，一张双人床一张梳妆台，床单是褪色的红色花布；墙壁上斑斑污渍，那股浓浊的前人休息或体液气味的积淀愈发令人难堪了。我便把窗子打开。

日暮里，金色的铁轨和它深郁的暗影，便是窗外的主景。有些归家的车辆率自亮起了灯，几只乌鸦在树影里间歇叫了几声。我拉了张椅子，临窗坐下，叼了根烟。在视野里那乍红乍绿的交通灯是最刺眼也最文明的存在，两个癯瘦的马来警察配着短枪悠哉地漫步在骑楼的走廊上，皮鞋使劲的敲击声未经修饰地施展着它们的节奏。除了几套换洗衣服和卫生用品之外我什么也没带，即使是我最最心爱的书籍。我留恋地看着日落，轮廓被它自己的光融蚀的太阳，带着一个发亮的中心飞快地隐没在山的那一边，大块大块的层云把剩余的光也挤落山头。这时，所有的街灯便次第地亮起来。

我发了一阵子愣，烟抽完了，淡淡的雾也漫上了我的眼镜片。妹子呀，你和你的他今夜是否也会在这个日落的小镇落脚？

一直到有人敲门，我才下定决心出去吃晚饭。女房东鬼祟地问我，房里的灯怎么没开，是不是坏了？我心里的声音答她说，灯没坏，是日头熄了。

为了暂时的离去我必须记下旅店的名字：南天旅舍。

小镇的结构简单，一间油漆剥落的邮局、电讯局、警察局，老槟榔树下一间华文小学。河边一家没落的戏院，正上演最近颇受欢迎的黄飞鸿。我到华人巴刹去，囫囵吃了一盘海南鸡饭。沿着河边走去，三三两两的华人老头子聚坐在河堤上，说着熟悉的家乡话。几对各族的情侣牵手散步，老树下停了十余辆三轮车。河床上长着一丛丛芒草，河水融融地晃漾着几盏灯火。小镇似乎不曾辉煌过。

我走遍了镇上的三家杂货店，一家西药局，问他们是否在日落以前见过一对年龄和我差不多的陌生青年男女。可是他们的答案不论是是或否，还是不置可否，都不是十分可信。我渐渐地理解到，他们不全然把我当陌生人看待，因为这样的小镇通常大部分年轻人都离开了，到大城市谋生去。每一个候鸟般归来的青年脸上，都残余着几许异乡的陌生色彩。接着走访了七家服装店，我知道她没带多少衣服，然而我不再向人打听。顺路到一家文具店去，买了刚出版的三种香港漫画，走进A&W喝了一杯可乐，再到小镇唯一的一家百货公司，到她平常爱吃的食物的摊子、女装部各处看看，结果也只是买了几样自己爱吃的零食。我不禁觉得这样的寻找方式十分可笑，这时到了电影院门口，戏正上演，他们会不会就在里头呢？

我就那样隔着一条街望着电影院门口。此时戏院门口冷清清，三个电影看板颜色鲜艳醒目，左右的看板上都挂着个“不日”的牌子。只有中间那个挂着“今天上映”的，李连杰的脸庞给画得肿大走样，好似惨遭过一顿狠打。我又点了一根烟。一股没来由的冲动让我下定决心等电影散场，好似他们就在里头似的——

左边转角一家“多多博彩”灯火耀明，华人、印度人、马来人排了一串，在那里消费命运。

其实我没理由耽搁，说不定他们早已走到下一个城镇，甚至走得比我想象的更远，现在犹相拥在一辆开往异国的火车上（那也好）。她虽然衣服带得不多，却把存折和所有的证件都带走了。她只给我留下一纸便条：

哥，我走了。你们不必来找我，我不会再回来。照顾爸妈。

妹留

她只留那样简单的便条给我…… 那时距我抵家门也不过是半个小时。她连半个小时都不能等吗？我已多年没见她了，她就不能让我和她见了面再走吗？

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她是因为我要回来才先一步离去吗？

母亲焦急地说她还没出过远门又那么年轻万一给人骗去卖了怎么办。伊说又不是不给她谈恋爱至少也要等高中毕业了啊。父亲没说话，只是哀哀地叹息。我经历了长途的旅程之后初抵家门，一时还搞不清楚状况，愕在大门口。这些年来我不在家，她是怎么过的？和她信中描述的一样吗？屋里难以想象的昏暗，此外一切都没改变。

刚开始谁也不知道她走了。是那张字条，在她房里木桌上。她对父母说，哥哥今天回来，她到市场去多买一些菜。她的脸上没有一丝异样，甚至还带着浅浅的笑。是因为即将离去，即将的冒险，让她难以抑制地兴奋着吗？然而她给我的信，都没有露出任何的征兆，她什么也没说。

她的房间摆设简单，木造的房子，白日里也觉得黑暗。白色的蚊帐因年深日远，经年的洗涤而近乎透明了。墙上挂着一盏陈旧的油灯，桌上还摆着一幅框好的她的照片。那照片我没见过，她蓄着长发，笑得很灿烂。是留给我的吗？她抽去了我此趟回家的理由。是我宣布了她的离去。我带了那张照片，我发觉照片背后写着：植有木瓜的小镇。我说，我去找她。

“刚回来又要走？”

“找到她才能安心—我会回来的。”

他们补充了一个外乡人的故事，那人经常来找妹子，一道去看电影或干什么的…… 随后证实了，那外乡人几乎在同一天向工头辞职。

在街上，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叫住了母亲，说妹子把脚踏车寄放在他那里，托他转交。有人看到她在巴士车站等车，又有人说亲眼看到她和一个人上了火车。

从我们那小镇往外，恰好有四条路通向四个不同的方向，然而铁路只有一条，却同时拥有两个方向。我只能从她往昔的讯息，猜测她消失的方向。也许她会跟随那个外乡人回到他的故乡去，一个植有木瓜的小镇。

在漫长的等待中，那场电影像是一出永远也不会散场的戏。天悄然笼上一层朦胧的灰，气温突然下降，闷闷地响了几个远雷，没有轮廓的云快速流动。天陡然坼裂，在一声近郊的暴响之后—余声如密鼓一串远去。我知道，雨即将来临。

先是几颗很大的雨滴打在头上、臂上，触肤生疼，街上的行人飞快地闪入檐下，我买了一把黑雨伞。没等戏散，就往旅舍的方向走去。沉沉的吼声从山的方向凌越千流万树赶来，一瞬间伞面重重向下一坠，所有的雨脚都整齐地落到路面，小镇淹没在千丝万缕的雨声中。雨声中夹着狂风暴雷，身体没两下子就给泼湿了大半。

多年以前，我和妹子每天都要走几英里的路上小学，在黄昏回家途中最怕遇上这种天气。日头一被遮蔽，胶林就过早地入夜了，乌云和滂沱的雨把胶林漫漶成潮湿的赤道雨林，前方一片迷茫，流水沿着山径奔泻，我们走在流水里，穿着胶鞋，披着雨衣。寒冷和恐惧让我们苍白着双唇，都不敢说话，默默地听那一阵雷一阵风雨。每片树叶着了雨滴都不歇地响着，树上的枯枝给风绞落，狂风中橡胶树交相摔打着，响雷劈倒了一棵树。妹子紧跟着我的脚步，我们都觉得书包好像愈来愈重了。那时候，听到狗吠就知道快回到家了。

我知道他们也许不会在这里歇脚，而这里却是她离去的必经之地。是这场雨让我几乎确定了，甚至她路过时匆促的目光曾短暂落在哪一栋方形的建筑。我几乎可以感觉到她在这里的感觉；雨中坠落的黄槐和火焰木被雨水从满是疙瘩的柏油路往铁路围篱旁的小水沟拖曳，伴随着枯叶潴聚在一根枯枝的拦阻中，花片在那儿打转、浮沉、盘旋。妹子她必然不会忘却在花树上留下她目光的隐形刻迹，她甚至已经预约了这场雨，雨水湿了我的鞋和裤管，她一定知道我会随后而来，因为落雨原是这一个小镇的属性。

邮局前方空地上栽了两棵木瓜，已经长得老高了，贫瘠的土地让它们累累的结实却颗颗都像是衰败的乳房。

又一班火车鸣笛入站，不到半分钟，又凄凄戚戚地走了。夜里的旧街只有一盏失色的街灯，几个印度人躺卧在走廊上，铁卷门都已经拉上了。南天旅舍只开了个小门，仍旧是那个妖艳多彩的徐娘。她示意我把雨伞放在楼下，挨近了问我：“要不要找个姑娘？”我摇摇头。

一夜的雨声忽急忽缓，在心情上不知道是归来还是离去，是该算归来还是该算离去。我迷迷糊糊地寐了一阵，隔音很差的墙壁不时为我传来隔墙的异声，仿佛在梦里听到少女的啜泣和呻吟，顿时令我想起这些年来时时发生的“乡村少女被姑爷仔拐骗失身，推入火坑”之类的社会新闻，他们活动的场域便是在旅舍。骗少女来贩卖在这个万般皆下品的年头，是继走私毒品枪械勒索打抢银行之外，发达最快而又风险最小的行业。它维持着固定的成长率，反映了国家经济稳健的成长。他们的诱饵是爱情和物质；她们的结局是在暗巷里哭泣。而我却几乎确定带走我妹妹的男人不会是那种社会新闻里的男主角，妹子她也不是。

夜深以后蛙鸣交响在周遭四野，雨势逐渐减弱。

● 黑河之水

雨声是回忆和怀旧的原初形式。然而对于身在胶工家庭的我，期盼落雨竟也不由自主地被罪恶感笼罩，夜雨是父母最深的忧虑。

一个陌生的小镇。火车旁就栽了五棵大小不一的木瓜，就在墙边，在水泥地的驱迫下紧紧挨着墙，身子枯瘦的疙瘩，枯枝萎垂开列如伞骨。叶子瘦弱如掌，各自结了实，不过拳头大。其中一颗熟了，竟没人摘，野鸟啄余一深洞，裸着红肉。

另一个小镇。

黄昏时燕群栖止在电线上。电线杆与电线杆之间，密密麻麻的燕子。燕屎给路旁的车顶着上一层白霜，小镇于焉喧嚣如华人新年。

终于上了返乡的火车。等了三个多小时，时间在这个国家之内似乎凝滞了，火车还是那么旧，也还是那么不慌不忙。每一个小站都停，而且停蛮久的，我看着那些马来印度青年在从容地上货和下货，原来这也是一辆货车。大型包裹，机车。火车厢内有一股陈年的怪味，每一扇车窗都开着，走道顶端架着骨董风扇，发出的声音只比火车稍微小些。窗外的景致多年不见却仍熟悉，一间间高脚屋、违建木屋、椰树和水井、河、桥，甚至露出白牙向火车拍手欢呼的印度小孩，也都一如往昔，仿佛我不曾离去，他们也不曾长大。于是我的归来，便仿佛是想象的错误。我突然对这不变的一切感到恐惧，甚至车厢里的人，那喑哑的目光，也似乎指向一个永远的过去。

公路上的机车，大白天亮着大灯。我沿途搜寻，都是如此。怎么回事？他们说：这是交通部最新的发明，据说可以大大减少车祸，本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强制推行此种规定的国家。

一个印度老人拦着我，用马来话说，他孩子重病，家贫无以为继，已经饿了两餐，向我要五角钱，我掏给了他，闻到他满口酒味。

不知道走过多少小镇，每一个小镇都下着雨，都散发出一股奇特的忧伤。它们的镇貌大抵类似，一条或两条主街，几排老店，家家挂着华文字的招牌，有意无意地都种了一些热带水果，譬如椰子、芒果，或者木瓜。我不知道那股忧伤之感从何而来，也许和历史有关，小镇的历史都不超过一百年。忧伤，或许和妹子有关…… 雨水刷走了她的足迹，却刷不走我们共通的感觉。

我们都在雨声中长大，是以记忆总是潮湿多汁。

于是我想，如果雨停了，我是不是还要—或者还有耐心这样一个镇子一个镇子地走下去？是为妹子，为了木瓜，还是为了雨？

妹子是三岁时进我家门的，是一门远房的家道中落的宗亲的遗族。由于家贫而子女众多，兼之父亲遭逢意外，只好把几个年幼的孩子以寄养的名义送人，或以送人的名义寄养。一个家，就那样散了。

在那些护送妹子上学的年岁里，有时在街上碰到陌生却依稀熟识的脸孔，目光灼灼地朝妹子打量时，我都会急急忙忙掩护着妹子离去。那时节，我是多么惧怕妹子有一天突然从我身边被带走啊。

她的兄长在她小学五年级时到我家来过，两个一块，都长得瘦而黑，大概都是卖劳力吃饭的罢，小心翼翼地连喝咖啡都生怕打破杯子似的。他们也是在大雨中来的，沿路一家一家地问进来，也没说要带妹子走，只是说来看看她。那时妹子竟瑟缩在我背后，紧紧抓着我的衣袖，但她毕竟了然于自己的身世。她的兄长们见着她时红着眼眶良久说不出话来，战战兢兢地从裤袋中掏出一个蚌状的粉红盒子，说她母亲临终前托付转交，将来给她做嫁妆的。她母亲已经在多年前一场恶病中无奈地死去了。

那时我才知道她来自一流着黑水的家乡。

去国前的清明节，征得家人的同意我陪着她回乡上坟。那是一个遥远偏僻的小镇，那儿的流水都是黑的。清明原是北国的节日，却总在我们南方热带的土地上落雨。妹子在一瞬间长大了许多，在坟前她像成年人一样上香，默默地注视着墓碑上的遗像，好似在进行无言的沟通。她像是许了嫁似的，好像是不需要再回去了。那时怎么也想不到，妹子有一天竟然不告而别…… 不管什么事，只要她当面恳求我，我都不曾拒绝。是以她的出走必然预设了我的尾随……

一个奇异的小镇。没有落雨。乌云在天上追逐冲涌。小镇里竟然没有一个华人。所有的住家都是高脚屋，街上没有行人，少女和小孩都躲进了屋子，公鸡母鸡也早早地藏在屋子底下。风突然止了，两座回教堂同时响起晚祷之声。全镇没有几盏街灯，只有一座红色的公共电话亭。

在经过若干小镇之后，我决心忘却它们的名字，一如它们过早地忘却了我。

唯有木瓜树，每一棵都那么孤单。在贫瘠的土地上，尤其凄怆—营养不良的枝叶黄萎着，短小，围成一支小小的玩具伞。挂着几颗永远长不大的青木瓜，在一片满是沙石的弃坡上。

入夜了，除了灯火，我什么也看不到。饥饿令我浮起一股难以言喻的焦躁。也许真正令我不耐烦的是，火车的速度和我内在的速度之间的不和谐。在我的内里，一列火车正在脱轨。我深深感觉到两种时间的差异，一旦曾经离乡，即使归来，内里滴滴答答响着的也是异时的时钟。这种想法令我身心俱疲。刚才向我要过钱的印度人又来了，显然我衣着的整齐“文明”颇为吸引他。他向我重复他那令人哀怜的家庭状况，这次我掏了五块钱给他。他感激地伸出一双黑手捧着。“请你喝酒。”我说。

● 植有木瓜的小镇

鸡啼以后，雨声仍淅淅沥沥，是故鸡鸣也像是泡过水似的软绵绵无力。狗远远地吠了几声，仿佛宣布了雨季的到来。接下去的旅程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抵达，必须骑脚踏车。

历史曾经狂暴地进驻过这里。虽然它是那么地隐秘偏远，刻意躲过了主干道路，避开了英殖民地象征便利繁荣的铁道（火车的响声从未传到这里），可是就算再怎么迂曲，也不可能和外界完全隔绝，还是留下了沟通之路，注定了悲剧之必然。

从柏油路转入红石子路，开始了坎坷的历程。载树桐和黄梨等物产的大卡车把路面辗得非常曲折，处处都是一坑一坑一洼一洼的积水，加上这种路面原本就铺着石砾，人坐在车包上，难免跳个不休，双手勉强握着车把手。这里通用的交通工具除了卡车，就是摩哆，两旁都是咖啡可可，住家盖的都是锌板屋，屋旁种着遮荫的芒果、红毛丹，或者多汁的木瓜。

由于是丘陵地，不断地上坡下坡，下坡时冲如飞，上坡时却踩了满裤裆汗。一辆卡车急速掠过，黄浆溅了一身。渐渐深入时，住家却少了，穿入马来人的保留地，气温突然下降。这是未开发的原始森林，没有一寸土地没有植物的赤道雨林。沿途招摇的是长形瓶状的猪笼草，路也由红石子路变成了黄泥路。雨后的黄泥路面像稀粥一样的液态，脚踏车轮子一下子就陷进去，给牢牢吸住。只好下车，一步一步徐徐地走，幸好我换上了雨鞋，脚下却仍是滑溜滑溜的身不由己。

多年以前雨季里我载着妹子上学去，也是这幅光景。她坐在脚踏车后座，我脱了鞋子赤着脚搀着车子，每走一步脚趾头都得死命地钉着泥地。车轮随时停止转动，而倾斜滑动。在那样的时节，每走一步就拉拔出一个大象一般的脚印，放晴以后，便晒成铁硬的疙瘩—他们想必在落雨前走过，那时风尘一定很重，却不必留下脚印。

走到几乎连时间都失去意义了，才走过一座木板桥，桥下是黑色的流水。我在桥上呆呆地站了好一阵子。

黑河涮着白色的滔花，在雨林间扭腰奔泻。便是这条流水了，我知道离黑水镇（Air Hitam）已近。

那一年，黑水河还是和今天一样黑，只是河中横陈直插着枯木死树，以致河水格外汹涌喧哗，日夜有声。这一带都是肥沃的黑炭土，来自中国的某个方言族群也许就是贪它这一点好处才不嫌偏远地在这里落户罢。他们花了整整一代的人力开伐了河边的一片莽林，在英殖民者的指引下大量栽种黄梨。为了奖励繁荣，三○年代殖民政府为他们带来了文明，牵来水电，设立小规模的警察局兼邮局、消防局和红十字会。加上华人无所不在的杂货店、咖啡店、大排档、面包店等，使得黑水村得以升级为黑水镇，不像马来甘榜即使过了一百年也还是甘榜。

那年，几乎是在攻陷新加坡的同时，日军的一支脚踏车队在微雨黎明中悄然抵达（后来才知道是泥泞小路拖了他们一夜—据说带路的马来人曾在镇上当过警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直搞不清楚为何日军一入镇就展开全面的屠杀，而不是像其他镇子那样进行敛财、强奸、选择性的杀戮。一九六九年，一位当时参与其事的士兵辻尺信在他的回忆录《南进物语》中才第一次做了披露，他说：

…… 根据情报，那地方（按：即黑水镇）的居民大都是反日分子，在皇军进出支那时，那里每一家都定期寄钱回去支援国民党政府。而且他们坚持抵制日货，所以到了一九四二年，那里竟然还没有一台收音机。据分析，如果他们知道星马都已沦陷，一定会接收英军的枪械，躲入丛林，成为抗日游击队。（页七八）

第一个受害者家在路口，一家之主刚吃完早饭，在五脚基上被射杀；他的女儿、老婆、儿子随即遭殃。第一声枪响之后，二十五个士兵以良好的训练快速散入各个民家，狗吠夹杂着人嚎，当历史首度仓促登临，他们由于缺乏经验而慌张忙乱。男人操着刀把妻子和孩子都驱赶入黄梨园，嘱咐他们快速渡河，到对面的原始森林去。他们企图抵挡一阵，不料不到两秒，壮硕的身躯就倒了下来。只有打铁佬以长枪准确地命中一个鬼子的后心，在投掷之后，他同时被七挺步枪打烂。在几近完美的杀戮之后，他们搜索生还的女人，从容享用热腾腾的早餐，踩遍数百亩的黄梨园，搜刮一番之后，在雨中掖着冒烟的枪和红肿脱皮的阳具，把死尸一一抛入河中，所有残存的呻吟都给刺刀戳成寂静。

那时雨突然大了起来，且雷电交加。空前的大雨模糊了来路和去路，鬼子被迫在死者的屋里躲雨。大雨涮走了淋淋血迹，却也因浮尸和废木的阻拦而造成河水暴涨，黑色的流水很快地就与河岸齐平。哗哗的流水越过地平线，漫进家家户户，部分尸体也给带向空洞的房屋。鬼子眼见情况不对，便下令撤退。

躲藏中的生还者匆促地寻觅各自的家人，在大雨中却碍难辨认，他们哭泣着离去，后来一一都成为忠贞的抗日游击队员。

因为那场及时的大雨，援救了下游的那个华人小镇。

它的第一个标志是坟场。

“华人义山”。

古旧的牌楼似是屡经风烟有黑色的烟熏痕迹，字迹褪色苍劲是中国帝制时代某个保皇党余孽的手迹，满山遍野的坟茔，老树苍郁。

那一次杀戮之后，过了几天，另一支部队开拔到黑水镇，那时雨仍细细地洒着。水已经退了，却仍及膝深浅，掺和着尸汁的黑水渗进鬼子们的靴里去。所有的尸体都已浮肿发臭，衣服给撑得鼓胀迸裂，在涉水声中绿头苍蝇轰然炸开，黑压压地直往鬼子身上扑去。多年以后，昔日的步兵，执笔时已是某会社退休社长的鸟田虎次郎写道：

战争的残酷，就那样地给我们亲身体验着了呢。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苍蝇，像乌云那样地笼罩着镇子，嗡嗡之声不绝于耳，我想说不定会带来瘟疫的吧。黑水里浮游着密密麻麻的白蛆，空气中唯一的气味是恶臭，有几个新兵受不了当场就呕吐起来。看这情形，说不定连一个生还者都没有呢。…… 到了下一个镇子，略做休息，脱下靴子一看，双脚给泡出一层皱巴巴失血的皮，还插着满满的蛆呢。（《赤道の回憶》，页九十九）

入口处有两座庙，分据左右，各有一棵老榕树荫庇着。

新近在屋前的空地上栽了两排木瓜。全是我一个人弄的呢。太久没拿锄头了，手掌都起了水泡。等你回来，木瓜想必都累累地结实了吧。

如今我来到外乡人的家乡，挨家挨户地寻去，他们却说，那个人已经离家很久了，他已很久没回来。找到了他的家，他们说，他出国去了，在许久以前。他家看起来相当熟悉，木屋、水泥地、瓦片盖的屋顶。颇陈旧，浅蓝色的漆依稀剥落，大厅正中央神台上挂着一排黑白的遗照，照片中的人物年龄不等。小孩在门口目送我。家家户户都有人探出头来张望。

火车又停下来了， 在一个陌生的小镇，Hakikat，站牌上以马来文写着。小站里头清一色地坐着裹着黑色头巾白Songkok的马来妇女和男士。这一站似乎是途中最最陌生的，竟然仿佛不曾到过—而火车在这里肃穆地停了很久。在漫长的等待中，我又开始产生离家的错觉，静止的车原就无所谓去来。我不知道如何向你准确地描述这种感觉。车上的人都耐心地等待。坐上了慢车，似乎就有义务停在这里让快车先通过，因为铁轨就只有这么一组。

我不自禁地想起一篇大陆小说中读到的一首草原古歌的最后两句：

黑骏马昂首飞奔哟，跑上那山梁

那熟识的绰约的身影哟，却不是她

午后下了一场大雨，我继续走下去。离开黑水镇，往下游的镇子走去。穿过一片片胶林、油棕园、可可芭、原始森林。滔滔的黑水蛇一般地蜿蜒，一忽儿在路的前方，一忽儿闪现在左边或右边的林中，流水和我有着共同的目的地。下一站是“下黑水镇”。

路泥泞难行，且不时要闪避大卡车，走得很慢。抵达村庄时已入夜，阵阵晚祷远远近近地传来。一切都非常熟悉，我快速地踩踏，循着一条积水和坑洞的路，左转、右转，拐进林中小径，在黑暗中穿行。渐渐地瞧见一盏灯火，间歇的狗吠，渐渐地近了—绿叶拦路，我伸手拨开，是木瓜树！两排木瓜树都已过人头高了，累累地结实。路的尽头大门敞开，是妹子她含笑倚门，一边唤着狗，喜滋滋地扬起了眉。是吗？是——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号《联合文学》

第七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推荐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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